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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十月围城》众有大义如微尘

电影与梦想 admin 1616浏览

《十月围城》讲新旧之交的清末民初,孙文秘密登陆香港筹备辛亥革命,八大义士舍命相护,对抗清廷500杀手。在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时代,这群义士往往被硬扣上一顶家国大义的帽子,谓之死士,如今小人物翻身,卑微与伟大的价值被重新审视,我们或又称为:历史的炮灰。

家国大义和死士,都是古皆有之的命题。因为诸多掣肘,同一立意的片子,由内地导演操刀,则很可能成为《建国大业》第二或《英雄》第三。或者炮灰群体们流于脸谱化,死得并无说服力,变成又一个《集结号》。陈可辛与陈德森重塑了香港贩夫走卒饮食男女的小人物群像,片中的赌徒、戏子、乞丐、街头小贩、车夫,他们隐于市井卑微如尘,深陷七情六欲,对时代巨变混沌无知,无意中舍生取义成了炮灰。也成为口碑与票房的最大赢家。  小人物唱大戏,既符合观影审美的风向,也是香港特殊文化的真实呈现。在这一殖民文化区域内,多元文化碰撞,东方忠义与西方民主并行,多方利益相制,是多种思想和力量交锋对决的舞台。同时,天高皇帝远,无过多的政治捆绑,人性更易凸显。二陈的聪明在于没有空喊革命口号,而是踏实做一个乱世江湖,让各色人等一一浮现:少林武僧王复明,天津戏班方红父女,扬州世家公子刘郁白,留学青年李重光,清廷杀手阎孝国……角色的复杂性昭示着乱世香港作为矛盾中心,南北会合中西合璧,戏剧冲突极大,因此,此处既“出戏”,又“出人”。

革命的意义何在,炮灰是否死得其所,乱世中不可预计,大反派阎孝国提出的质疑不无建设性:革命党人用西学救国,却不见西方的狼子野心。103年前,孙文的慷慨演讲不过是为小人物慷慨取义勾一笔触不到的希望。实际上,二陈对于救国之路给出的是另一种解读。数百年的商业自由港历史,让港人治革命亦如治业,史上虽确有革命党陈少白其人,影片中真正推动事件进展的却是一个对革命摇摆不定的商人李玉堂,此人乃最典型的香港制造,深谙世情人心江湖之道———有江湖,就有“义”“利”与“信”。他不仅成功地把革命做成一单大买卖,也把世情人心做成一单大买卖。或为父女爱,主仆义,或为提携恩,知己情,片中的民间义士,无一不是为其“义”“利”“信”感召驱动,甘为赴死。这或许不伟大,却很真实。

据史料,孙文早年确实借助了大量帮派和商贾力量,本人也习武拜过帮派,也可谓无江湖不革命。历史进步是无数小人物的合力,汇小义成大义,香港式态度是:积少成多,低头做事,认真对待就是诚意。

孙文是否香港遇刺,史无可考。二陈本着诚实做戏的态度,做了一虚一实的处理,一方面,他们以类型片和商业片的思维,假定了一场必然的遇刺和必然的牺牲;另一方面,《十月围城》斥巨资用十年时间还原了20世纪初香港质感的每一个细节,认真铺垫诸多小人物事迹,给足了大片的诚意。不得不说,这是另一种香港态度。

李宇春在片尾曲《粉末》中一语中的“什么时代,什么大爱,我不明白。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众皆微尘粉末,而佛偈中一尘一世界,无论家国大义或世情人心,你我都是小人物,都是历史的炮灰。炮灰亦有尊严和大义。

□刘雅婧(北京 记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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